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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肺炎病毒像只黑天鵝,它撲向中國產能最脆弱的假期
它猶如沖進瓷器店的大象,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失,所有人都希望它盡快奪門而出,遠離消失。 “離關門恐怕就一個月了。”抱怨,甚至是求救聲,從韌性有限的小商戶之間蔓延開來。 資本市場更是草木皆兵。2月3日股市開盤的大片綠色,讓年輕的90后們忍不住感嘆:“我第一次見證了千股跌停。” 對生死的恐懼,是人類的第一本能。而財務上的短缺,或者無法避免的福利損失,更增加了不安全感。而如今,這兩者相隨而來。 “戰勝疫情”與“恢復經濟”,這是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,而改革開放后的財富積累和治理革新,則是戰勝困難的保證。
當然,在當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時點,對中國經濟的未來,我們也必須反思和預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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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病和大城市化
城市化,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。改革開放40年,中國城市化率從18%迅速提高到了58%,城鎮人口增長了約5倍,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。
集中的好處有很多。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、幫助生產、傳播知識,讓人們更聰明,生活得更舒適。 但集中的代價就是城市病。 現代關注較多的是,交通擁堵和房價高昂。如果時間再往前推,特別是回溯到工業化初期,最典型的城市病則來自流行病。 人口密集、商流穿行的城市,其發展速度往往超過了人類公共衛生和醫學技術的進步,提高了人類感染流行病的概率。輝煌一時的雅典、君士坦丁堡和倫敦都曾因為流行病而遭受重創,直到城市有了清潔的飲用水系統,醫學得到進步,這個問題才基本解決。
站在人類發展的歷史坐標上看,流行病,一直是城市發展快慢、好壞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。它和城市進行的邊際博弈,從未停止。
若是城市想要贏得這場博弈,就要看其公共服務水平特別是公衛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,是否跑得贏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傳染速度。
2020年爆發的冠狀病毒,對城市的公共衛生事業無疑是一次壓力測試。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幾天里,口罩、防護服、消毒酒精等物資一物難求,是病毒和城市資源配置競賽的一個典型截面。
從冠狀病毒爆發的早期情況可以看到,無論是被封城的城市,還是以“輸入性病人”為主的其他城市,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醫療資源匱乏、疑似癥狀求診不易、患者一床難求的情況。
中國西南地區的一家省級大型醫院的門診醫生告訴《南風窗》記者,宣布疫情消息的頭一兩天,各個科室供醫生、護士用的防護服分配下去,人均只有兩套。為應對疫情,醫院緊急將閑置的房間、樓層整理出來,并第一次在醫院大門設置了臨時的發熱檢測。可以看出,城市中的公共衛生資源,在疫情初期,就顯得捉襟見肘。
但是不要忘了,中國有著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的體制優勢。在與病毒的博弈中,一些緩過勁來的醫院、民間力量、政府部門,開始多方組織調配物資,包括借鑒當年阻截非典的經驗,引進“小湯山”模式,在武漢建設了“火神山”、“雷神山”醫院。
但是這場戰疫所暴露出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,尤其是某些深層次問題,值得我們深思。
其中關鍵是,近年來呼聲很高的關于城市化進程需要加快速度的問題。現在看來,快是一種需要,也是一種必要,但不能只求快,特別是人口和規模的單兵突進。
事實上,僅僅向城市里塞進更多的人,建造更多基礎設施,并不能自動提高未來新市民的生活水平,只會加劇危急關頭市場資源配置的難度。集中的代價,還不單單是城市病。
城市化特別是大城市化,帶動了第三產業,但目前來看,它們正在經歷陣痛,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沖擊的產業。而我國第三產業很大程度還是人力密集型產業,集中于商貿零售、物流會展等,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前,更加劇了大城市的脆弱性。
1月23日以來,多地為應對疫情,實施了“封城”、封路。“封城”、封路阻隔了人,阻隔了病毒,也阻隔了物資的流通,阻隔了市場。
原本指望在春節消費黃金周大賺一筆的餐飲、酒店、旅游、娛樂場所,由于無人光顧,不得不關門歇業,只能看著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種促進消費的投入石沉大海。
規模大一些的企業,比如西貝莜面村,一個在五十多個城市擁有四百多家門店、共兩萬多名員工的大型連鎖餐廳,也對媒體坦言:雖然公司現金流不錯,但像現在這樣下去,就算貸款也只能撐三個月。
2
不能忽視的產業鏈擔憂
不可避免的是,疫情的影響已經從第三產業延伸到了第二產業。那些依靠龐大的流動的產業工人帶來巨大競爭優勢的企業,在“戰疫”尚未宣布勝利之前,還有苦日子要熬。
春節對中國制造的產能而言,是枚冰冷的“暫停按鍵”。按照慣例,正月十五后,“暫停按鍵”會自動彈起,工廠能大規模恢復產能。但由于疫情來襲,與春節疊加,多省宣布復工延期,意味著中國經濟產能“暫停”不幸被延長,企業開始面臨更長的產能“真空”。
停工、停產,制造業的成本卻不能停止增加。人口、租金、水電、貸款等成本加在一塊,一個管理超過100人的廣東廠長算了筆賬,如果工人無法復工,每天至少虧損3萬元。
不幸的是,即使復工,工廠里大部分員工來自外省,其中不乏湖北地區的工人。如果聚集在一起開工,一旦出現有冠狀病毒的攜帶者,就會導致全廠被封。一位溫州的廠長向《南風窗》記者表示了類似的擔憂:“很多員工還沒有口罩,怎么開工?”
隨著部分工廠的停產在繼續,人們對供應鏈的關心也在與日俱增。湖北即是一例,其中壓力主要來自兩個產業,一個是汽車制造,一個是電子產業。
武漢作為中國四大乘用車基地之一,汽車業是其第二大支柱產業,約占全市經濟的20%,直接雇用人數高達20萬人,間接雇用100萬人,匯集了五大車系,十家制造廠。而武漢之外,湖北之內,襄陽有東風日產、宜昌有廣汽傳祺、十堰有東風小康。
在電子產業方面,武漢主要產業有存儲、顯示和激光。存儲領域主要是長江存儲、武漢新芯兩個品牌。顯示面板領域,京東方、華星光電、深天馬在武漢都有產線。武漢又為激光產業重地,除了龍頭企業,還有一大批激光產業鏈企業。
人們熟悉的手機品牌,比如美國的蘋果、中國的小米和中國電子器件制造商京東方等科技公司,都將湖北地區的工廠納入了產業鏈。疫情背景下,這些產業都將受到沖擊。
如果疫情持續蔓延,類似的擔憂會擴散到更多領域。跨國大公司首先做出了反應,法國標致和雪鐵龍相繼撤離了非中國籍的員工,返回法國,安富利要求員工在家工作。可以預見,不少企業的供應鏈將遭到挑戰。
而一些國家設置的要素流通障礙,比如關閉邊境、取消航班等措施,讓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提出一種憂慮:流行病的蔓延相當于一次去全球化實驗。
3
經濟的韌性來自何處?
在疫情面前,既不能忽視中國經濟的復雜性,也不能低估它的韌性。
有人將2003年非典拿來比較,得出相對樂觀或悲觀的觀點。值得注意的是,這一標準的弊端是,中國當前所處的宏觀背景與非典時期完全不同。
樂觀者忘了為什么非典對當年經濟的沖擊僅0.5%,那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處于強大的上升周期。在外,國際經濟形勢一片大好,在內,中國剛剛加入WTO,正在融入全球化,制造業突飛猛進,外貿扶搖直上,資本市場方興未艾,城市化一日千里,房產地產凱歌高奏,人口紅利全情釋放。
悲觀者忽視了17年后國家實力已大有不同。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,整體的抗風險能力更強。可以做一個簡單粗暴的比較,2003年的非典,中國GDP總量12萬億人民幣,現如今中國GDP總量已經突破100萬億。
更重要的是,中國產業的結構調整正讓中國經濟愈發富有“抵抗力”。
比如,疫情期間,出現了這樣的一些趨勢:
家庭網上買菜,代替了去菜市場,線上購物習慣被深度發掘。學校的老師運用線上教學,線上布置和批復家庭作業。企業開啟線上辦公、視頻會議,其中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。個別醫療機構在照料患者時,派出機器人護理,避免了傳染風險。
此外,徐崢的《囧媽》放棄了院線,改為類似Netflix性質的線上收看,開了中國電影業的先河,顛覆了傳統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。
非常時期,會催生或強化新的商業模式。新的模式,再加以巨大市場體量,意味著新的產業可能性。要知道,非典時期,阿里等電商重塑了自己的市場地位、遠程會議系統等新型產品的得到了完善。
從微觀層面講,如果總結這些存活下來并取得較好成果的行業的共同點,在于它們的固定成本基本比較低,沒有必要通過規模來攤薄。比如一個程序員,固定成本幾乎就是一臺電腦。而一個電商,除了在某寶上固定一個所謂的“攤位”外,倉儲之類的東西基本可以忽略。
這些非常時期的創新,其勝出的邏輯卻并不特別,簡而言之,為別人降低成本。更低價格,更好體驗,一直都是個人消費者購買服務和商品的核心考量。而降低成本,增加利潤,則是企業參與經濟活動的目標。因此,無論2C,還是2B的企業,都應該認識到非常時期,或許有非常的機會。
一組數據,說明了這種機會的現實性:2018年,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8.1萬億人民幣,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,約為5.76萬億美元。同期,美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.04萬億美元。
此外,中國2019年的社會零售總額則進一步接近美國,總體差距縮小。不少市場機構的預測,按照目前的增速,中國將躍居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。
通過技術和模式的創新和應用,宏觀的需求潛力將有機會進入企業的利潤表,具體化為企業銷售收入。對那些能度過寒冬的產業和企業來說,疫情正是鍛煉抗風險能力,提升內部管理的機會。
市場的復蘇和爆發,將垂青于那些有準備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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