紅崖古跡

    紅崖古跡原名紅巖碑，位于貴州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曬甲山上，距黃果樹大瀑布約7公里。“紅崖”與“飛瀑”相映交輝，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相映成趣。紅崖古跡，被譽為“黔中第一奇跡”，是黔中瑰寶，神秘天書，顯現于赭紅色的崖壁之上，實為千古之謎。清代以來，中外學者對其考察研究，掀起多次破譯熱潮，成為名噪中外的“紅崖文化”現象。

中 文 名：    紅崖古跡

原    名：    紅巖碑

地    點：    貴州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

美    譽：    黔中第一奇跡

古跡分類：    文字類

簡介

　　清道光《永寧州志》載：“曬甲山即紅巖后一山也，崔巍百丈。俗傳武侯南征曬甲于此。”又稱“紅巖山”。與關索嶺對峙，緊靠滇黔公路。從公路到紅巖前，約半公里。 紅崖向西，如墻似屏，長五十余米，高二十余米，呈淺紅色。偏北平整處，有形如古文字、非鐫非刻、非陽非陰的鐵紅色神秘符號書于淺紅巖面。字不成行，排列不整齊，錯落參差，大小不一，共有十九字。大者一米見方，小者十幾厘米。若篆若隸，古樸渾厚。雖經風雨剝蝕，但其色歷久不退。《安順府志》：“殷高宗石刻，在永寧州(按當時州治，即今關嶺自治縣永寧鎮)東五十五公里紅巖山；《永寧州續志》，諸葛碑“在紅巖曬甲山懸巖上。約二十余字。大者如斗，小者如升。非篆非隸，不可辨認。字若朱畫，并非鐫刻。”

歷史記載

  　清光緒二十七年(公元1901年)永寧州官想得拓本，因字非鐫刻，無法拓取，派工匠架腳手架，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畫四周，成其陰文拓取。后被地方人士知曉，群起譴責，州官令人將桐油石灰鏟平，致巖面鏟脫一層，字形亦有改變，失去本來面目。現存字體，與《安順府志》、《永寧州志》、《永寧州續志》等原載不同，數目亦有差異。民國《貴州通志》載字體三種，其中一種是最后的字體。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明嘉靖年間(公元1522-1566年)邵元善《紅巖詩》，是最早對紅巖碑的記載。清道光年間(公元1821-1850年)潘祖蔭首倡研究紅崖碑。道光、咸豐年間，對紅巖碑的研究盛興。光緒年間(公元1875-1908年)日本學者德丸作藏和法國學者雷柏如與弗南海爾等人，均前來考證，但都未獲結果。雷柏如說：“此碑含有絕對之神秘性，誰也無法窺破其中的奧秘。”百年以來，對紅崖碑的研究，一直沒有間斷，有多種說法：一說是殷高宗伐鬼方紀功刻石的濟火“紀功碑”；一說是大禹治水時的遺跡；一說是諸葛亮南征時當地少數民族所作的圖譜；一說是蜀漢時，牂牁爨族首領濟火協助諸葛亮南征有功，用古爨文書寫的濟火“紀功碑”。現代史學界有認為與夜郎文化有關。近時有認為是巖石風化的自然花紋，后經有關部門對巖石和字跡作科學鑒定，認為確系人為所致，并非石花。紅崖碑雖然奧秘，尚未揭開它的真實面目，但年代久遠，作為文物古跡是無疑的。考慮到既不是碑，也無斧鑿鉆刻痕跡，故改稱紅崖古跡。

發現考證

　  紅崖天書的發現者是一位詩人，明代嘉靖年間的黔籍文邵元善，游山玩水之余寫了一首《紅崖詩》，由此千古之謎的天書從平平淡淡中脫穎而出，史學考據家則將紅崖天書從歷史的沉淀中推向社會。《紅崖詩》云：紅崖削立一千丈，刻畫盤旋非一狀。參差時作鐘鼎形，騰擲或成走飛象。諸葛曾為此駐兵，銅鼓有遺聲。即看壁上紛奇詭，圖譜渾領尚且盟。這首作于嘉靖二十五年（公元1546年）的紅崖詩，輯于《黔詩紀略》中，是紅崖天書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。詩人形象地敘述了紅崖天書的概況及書形，并以《華陽國志》為據，運用詩人豐富的想象力，將天書及蜀漢諸葛南征，教夷人圖譜相聯系，認為天書的內容即此。 由此而始，從明至清數萬年，皆認為紅崖天書乃諸葛公碑。清朝初年，田雯著的《黔書.碑》中，稱“黔永寧有諸葛公碑”。這種先入為主之見，一直持續到清代的道光、威豐年間。當時文人似乎對古跡發現的“初始權”十分敬重，不敢輕易違背“祖宗遺訓”。道光年間關嶺進士楊茂材對紅崖為“諸葛公碑”的說法，仍舊情有獨鐘，寫下了《紅崖諸葛碑詩》：“曬甲晴霞共石壁，上有鳳鸞飄泊跡，州忱淋漓血凝碧。梯云耕拭重摩挲，駭疑篆隸驚蚪蝌，風雨不衰神靈呵。”從邵元善的《紅崖詩》到《紅崖諸葛碑》已經三百多年，天書依然故殘，“風雨不衰”，更增加了天書固有的神秘色彩。后又有詩人黃培杰寫出了同名的詩文：“八里橋東山岌岌，跨漢摩霄懸登級。上有紅崖諸葛碑，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恍若赤城天際立。”這是一首遙觀紅崖天書的詩作，寫出了天書所在紅崖“恍若赤城”聳立云天的壯觀景色。就在眾口一詞，論天書即為諸葛碑時，鄭宣輝對此提出了否定，他在七律《紅崖碑》中寫道：“誰人巖畔寫真形，篆留書成勒鼎銘。疑說武侯宣秘籍，應教鈍漢傲圖經。”這種否定，是學術研討中發展的必然，“諸葛公碑”這種說法的唯一根據，僅僅建立在蜀漢南征的大歷史框架下，很難使人折服。滿清壓制學術，文人只得埋首故紙堆中，考據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，對古跡文物的考訂已從簡單的書證向考古實物方面發展，迎來了中國考據學方面的一次高潮。湘籍學者鄒漢勛認為紅崖天書的內容“當為殷高宗伐鬼方還經其地紀功之石，士人以其在諸葛營旁，稱之為‘諸葛碑’，非也。”同時，鄒先生將天書之文訓釋為二十五字，并破譯其意為：“殷高宗攻克鬼方，除暴安良，東還經鹵，這里的郡長都歸順了。殷高宗又分兵東進義播，南去自由（指緬旬）”。再者又從金石學角度指出，紅崖天書“結體之古茂，文義之雅奧，非尚質之世，斷不能為。”“觀其磅礴之氣，盎已上儕禹碑，下陋秦石。”此論贏得了金石學家潘祖蔭，漢學家祁雋藻的贊許。盡管如此，詩人鄭宣輝并不認同，以為：“紅崖果否是殷碑？考據無從應闕疑。風雨飄搖靈跡在，南荒片石竟稱奇。”詩人亦從考據學觀點出發，認為實據缺疑，難以定論，尚須留待繼續查考。莫龍芝認為紅崖天書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歸南海留下的紀功遺跡。清光緒末年，日本學者德丸作藏、鳥居龍藏將紅崖天書摹本帶回國內，藏在帝國大學及古寺中。清代學者趙之謙，根據關嶺地區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數民族的特點，提出了天書文字是“苗民古語”新穎看法。民國初年的教育總長任可澄發揮了“苗民古書”的觀點，認為天書“非篆非隸非八分，不僅非后漢文學，并非漢族文字”。《貴州通史.金石志》亦云：“字勢頗類蘩文”。“茲地自漢以來，久為盧鹿族（即今彝族）居地，或竟出至于此族。”《貴州通史.金石志》不僅認為是“苗民古書”，而且更具體指出萬彝族古文，難怪民國初年的學者姚茫艾對此寄托了無限希望。詩云：何時濟火碑重出，漢刻非遙或可搜？詩中“濟火”者，乃助蜀漢諸葛南征的彝族首領，當今貴州境內彝族的始祖。

歷史插曲

光緒二十七年

　  永寧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，拓取紅崖碑文。從永寧州衙到紅崖山八十余里，涂知州將拓取碑文的任務下達團練羅光堂辦理。羅光堂帶領人馬上山，準備雷厲風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。可是到達天書崖前方知此行任務非同尋常。何故？天書雖然稱之為碑，可惜非鐫非刻，了無雕鑿之痕，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？羅即下達桐油石灰膠塑法的命令。用新鮮可塑性極強的桐油石灰，將天書字體勾勒廓出，待石灰凝固后，其硬度不亞堅石，然后進行正常的捶拓工藝，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務。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此舉雖善，可惜是殺雞取卵，不久引起了鄉伸憤慨，揚言將告發羅破壞古跡的罪行。涂步衢身為知州，深知破壞古跡罪的嚴重性，一邊壓制輿論，一邊令人將天書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鑿，沸水洗滌，致天書面目皆非，崖面斑剝落離，字跡漫漶難辨，直到六十年后，在天書的巖壁上還可剝離出石灰漿層。清未貴州提督徐印川在天書崖面上，手寫了一個草書的“虎”字。（有專家認為草書“虎”字，乃周達武所為。）

摹刻本種類

    從紅崖天書捶拓事件發生后，世傳的紅崖天書摹刻本就被分為古來、今本兩類古本六種：1、咸豐之年吳振或<摹刻紅崖字>縮刻本；2、呂伶孫縮刻張春潭本；3、呂伶孫縮刻吳寅邦本；4、鄒漢勛<安順府志>縮刻本；5、劉心源奇觚寶石文縮刻本；6、姚華蓮花庵藏本。今本五種 ：1、瞿鴻錫摹刻本；2、北京藏書家鴻志清藏拓本；3、趙云謙黔中棗木刻本； 4、法人雷柏茹在鎮寧高校大廳所見刻本；5、任可澄藏監拓本古本中以吳振或，呂伶孫縮刻的張春潭本，吳寅邦本為代表，今本以瞿鴻錫本最接近紅崖天書現狀。其中吳振或的<摹刻紅崖字>計有三十多字，張春潭字數最多約四十余字；吳寅邦本有三十四字。瞿鴻錫本僅有十九字千古之謎的天書由古今本的差異。

最新考證結論

    林國恩于1990年從北京大學出版的《中國山水文化大觀》等書中了解到“紅崖天書”之后，對前人的破譯內容表示疑問，并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，從此將自己的全部業余時間撲到了破譯工作上。1997年，林國恩認為已基本破解“天書”，并將研究結果寫成10萬字論文。經申請版權登記，很快獲準通過。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去年年底，他正式發表研究成果。這一成果包括考證要點和譯文兩方面。考證要點是：確認清代瞿鴻錫摹本為真跡摹本；文字為漢字系統；全書應自右至左直排閱讀；全書圖文并茂，一字一圖，局部如此，整體亦如此。從內容分析，“紅崖天書”成書約在1406年，是明初遜國建文皇帝所頒的一道討伐燕王朱棣篡位的“伐燕詔檄”。全文直譯為：“燕反之心，迫朕遜國。叛逆殘忍，金川門破。殺戮尸橫，罄竹難書，大明日月無光，成囚殺之地。須降伏燕魔，作階下囚。丙戌（年）甲天下之鳳皇（御制）。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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